相应地，法律实践中的国家政策应限定为有行政权的国家机关，为实现特定公共目标而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或准则，此类国家政策以规范性文件为载体，其核心内容能够对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例如，在某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银行(被告)内部可以按国家政策核销呆账坏账，但这与其对外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无关。虽然国家政策的概念没有出现在民法典中，但在其他法律文本中仍大量存在。
(3)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国家政策与下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一致时，通常来讲，可以参照立法法第106条的规定进行处理。(一)法律文本中的国家政策法律文本中出现的概念往往都有明确的所指和意图。首先，从我国宪法第58条、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主要有立法权、监督权、审查和批准权、决定权。第一，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结构，是界定国家政策概念的组织基础。再次，在现代国家的运行过程中，需要行政机关管理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纷繁复杂且不断增多，这为政策从法律中剥离出来奠定了现实基础。
[2]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因此，有必要分析国家政策的性质、辨析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以明确界定国家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实现国家政策概念与其他类似概念的清晰界分，避免国家政策概念的误用和滥用。本文并不试图终结性地得出数字时代的正确法应然，而是尝试勾勒出能够使之具体化成为可能的规则供给范式的基本轮廓。
在虑及社会普遍感受到的不满方面，政治系统较之于法律系统具有比较优势。朝向新的法律生成演进类型突破，应走上与传统路径依赖不同的道路——通盘思考并彻底改变数字条件下的规则供给模式，生产对未来的技术冲击持续兜底的法律规则。因此，法律创生过程中的目的纠偏尤为重要。错误的法律供给甚至可能在事实上强化数字化对个体生存的不利影响。
借助中立规范性行为期望的一致性一般化，决定生成得以独立于情境、不囿于时间、超脱于形式。故而，规则的执行需要营造一个法律的反对者无法回避的公正环境。
而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一种特殊的控制结构，它针对高度依赖数字化生存的个体构建起了无法逃离的牢笼。来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进入专题： 数字化 法律创生 。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创生主体应强化法治观念的动态适应性以舒缓治理实用主义和法治形式理性之间的张力。法律创生的特殊构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法律创生应当具备复杂而精细的特殊构造，才能在整体视角下兼顾各种社会利益，并通过决定生成程式灵活而有效地解决潜在冲突。
数字化的逆火效应将无差别地冲击风险的制造者和受益者。数字时代的社会演进将基于虚实同构、算法主导、人机互融等展开。在传统法律供给范式中，只有部分技术变化值得关注，未来便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视域内。创生主体对波状法律关系的把握应当包含完整的时间经历——过去并非已经完成，而是朝着多种可能的方向不断发展和延伸。
例如，个体可能在元宇宙中保持克制，因为在虚拟世界中消极或贬损人类形象的数字孪生，会破坏对目标群体的尊重并促使他人在现实世界中也倾向于以反社会的方式相互对待。规则效力的保质期限，有助于将裁判者从结果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法官无需考虑与裁判生成相关的社会综合影响、对同类型案件可能的抑制或促进效应、可能产生的外部性和副作用等，并只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检视可替代选项的妥当性。
例如，数字技术的低门槛泛场景，助推了私利导向的权力扩张以及选择性忽略技术负外部性的可能，在规则生成时可以公共利益维护的整体目的对其进行校准。创生规则的规范性，虽不必然具备道德上自重的条件，但亦须得到内在的证立。
无论是斯塔勒姆对意志内涵正确性的强调，抑或是拉伦茨为识辨正确性而构建的诠释学循环，都对法与非法之界分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因此，研究者越发关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反常性，尤其是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秩序重构、文明重建和治理体系大变革。强调事后补救的治理方式，令数字产业在整体上面临事与愿违的风险。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互嵌同构与互联环通，将改变人类存续的整体生态，对数字风险的认知亦应基于此而重构。对于不同规范间的相互关系，应立足制约和普适的可能对立，构建位阶调整的合理方法。凝聚了跨国界、跨阶层、跨文化共识的DAO组织，将成为未来法律创生的重要载体。
基于法社会学法与社会共同演化之启示，本文以法律创生概念指代潜在的法律社会性实证化生成机制的和合，并将其作为现有法律供给范式的对标，去探寻规则生成的结构性改进的可能性。紧急状态下可能适用日常状态不被启用的临时性数字化管控措施。
选择性机制虽然笃信对通式的破除，但在强化对可预见二阶趋势的顺应之时，亦强调对难以预见的未来可能性的忽略，通过顺应和忽略的收放自如，实现对未来的操之在我。法律创生不囿于国家立法以及法官造法的固定范式，其外延大于拉伦茨所称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任何可被实证化的规则生成方式。
例如，元宇宙的走廊式制度，以代码与智能合约为支点，试验关系与法律的排列组合。大型平台的合并可能在某一时间段被禁止后又被鼓励。
对于新法的承认，法律规则所指涉的道德暗示具有决定性的权重。数字化开启了多线程的时间序列，法律关系的三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及其引发社会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行为将不再确定。其二是位阶层移，即通过差序调整试错内部求解个案适用的最优价值秩序。法律创生将给现行制度供给范式带来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社群规范重要性的大幅跃升，二是主观权利制度的综合化。
本文首先论述法律创生路径之于传统立法范式的优势，并从观察和体验两个维度更新规则供给的理念。创生主体应特别关注程序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之间的合比例性以及效用诉求和公平诉求间的析离。
在中观层面，需透过公司社会责任等机制纠偏商业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背离。在此，可以援引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的隐喻，即数字乌托邦并没有带来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严格的科学理性同其所助长的风险容忍，达成了一种隐秘的合谋，客观上为数字技术的无孔不入创造了契机。现实中，形式上有效的法律有时会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与既有研究相区别，本文聚焦数字时代法律供给范式的改良，探索针对广义数字风险的长远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特殊构造。面对此种张力，强监管模式极有可能异化为运动式监管，而作为特别法适用的部门法不能涵盖所有的数字风险。缺乏道德的约束，法律规则的滥用将导致高度弥散且通常是难以补救的结果，虚实边界开放性与价值分配闭环性的悖论将不可调和。受众群体与立法部门的沟通、公共部门对利益集团的问询、特定情形下的政治动员等，均可对规则生成起到矫正的作用。
法定权利的创设被视为追求美好生活、获得更大自由和实现个人利益的首选工具，规则生成存在全方位权利化的倾向。数字化不会因为对个体的赋能而启动新世界的自我创造过程，毋宁认为正是这种倾向的同一性导致了生活和生产处境的标准化：一方面，无论个体的经济条件如何，只要将他隔绝于数字化生存方式之外，他就会有如临深渊的感觉。
经典侵权法中的过失和严格责任，聚焦产品本身而非制造生产过程，将可预见性作为核心要素，但数字化发展的逻辑并非线性的，而是面临很多突变性因素，如ChatGPT的横空出世带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迁，因此完全预判技术的发展逻辑比较困难。归根结底，现行立法程序只能将对技术依赖的中断当作一种有期限的形式看待，无法在问题的更高层次上将各不相同的事态发展都予以涵摄。
这种做法的缺陷是，对规范性的维护奠基于因果关联不变性的既有认知之上。考虑到抽象性规范数量的激增，未来法律解释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具体时空条件，引导作为规范性终极基础的法理念向具备理想效力的具体规整范式正确地移动，亦即法律解释的目标应当逐案决定。